【當台灣詩人為烏克蘭寫詩】 無論爆炸聲多麼巨大，我們總會為詩留下時間
作者：申武松（Oleksandr Shyn）｜中央廣播電臺（Rti）烏克蘭語節目主編
「臺灣人歷經殖民政權，面臨侵略威脅，在力量懸殊的強權面前，文學有用嗎？」
楊双子（Yang Shuang-zi）手裡拿著頒給台灣的第一座國際布克獎時，這樣問道。
今年稍早，在楊双子與譯者金翎（Lin King）登上倫敦舞台的幾天前，我在台北主持了一場活動。表面看來，那是一場溫暖而親密的聚會：三位台灣詩人朗讀他們為烏克蘭寫下的詩，台下坐著的，多半是遠道而來的烏克蘭記者。
然而，那個問題一直留在房間裡。
在俄羅斯（Russia）持續的空襲、佔領與戰爭面前，文學有什麼用？詩又能做什麼？
「文學看似緩慢，」楊双子說，「但總是堅定行動。」烏克蘭（Ukraine）的歷史，正是這句話的證明。
那場詩朗讀在5月5日舉行，是由無國界記者台灣辦事處主辦，央廣和 FactLink共同策劃的交流活動之一。主辦單位邀請來自中東歐媒體工作者訪台，部分來自烏克蘭，討論媒體韌性（media resilience），以及民主社會在壓力下所面對的挑戰。
大多數場次談的是新聞、資訊安全與假訊息（disinformation）。朗讀詩作，是活動裡相對輕鬆柔緩的一段。
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（Russia’s full-scale invasion of Ukraine）之後，「人間魚詩社」曾出版了「反侵略詩」特輯，收錄台灣人為烏克蘭寫下的詩。他們透過詩，回應戰爭，也回應烏克蘭人民的抵抗。這次活動中，有三位詩人受邀朗讀自己的作品：江郎財進、陳瑞芳、趙啟弦。
每一首詩，先由詩人以中文朗讀。因為我自己也愛詩，便將這些作品譯成烏克蘭文。來自 Hromadske Radio 的烏克蘭記者 Anastasiia Bahalika 則主動為我們朗讀烏克蘭文譯本。
那是一場很小的活動，卻讓一些原本或許一生都不會相遇的人，在同一個房間裡相遇：對台灣詩人而言，詩是一種愛好，也是一種觀看世界的方法；但為烏克蘭記者而言，戰爭報導已經成為每日現實。
我沒有完全預料到，這些詩會在幾位烏克蘭記者們心裡激起那麼深的回響。
有些聽眾明顯紅了眼眶。活動結束後，幾位記者走向詩人，請他們在雜誌上簽名。也有人過來向我道謝，謝謝我把詩譯成烏克蘭文，謝謝我在某些字詞上做出的選擇。
他們的反應並不使我驚訝。這些年我住在台北，台灣對烏克蘭的支持一直清楚可見。真正難得的是：在距離烏克蘭如此遙遠的台灣，竟有人為烏克蘭寫詩，而且寫得如此真誠。
對我來說，詩始終是最親密的書寫形式之一。那是一個人對自己所能做到的，最徹底的敞開。
要理解這些詩為何觸動了房間裡的烏克蘭人，就必須先理解：詩，在烏克蘭社會中佔有什麼位置。
很少有國家比烏克蘭更能印證楊双子的話。數百年來，烏克蘭文學（Ukrainian literature）一直在自身存在都受到威脅的處境中前進。它穿越語言禁令、審查、囚禁、流亡與處決，仍然活了下來。
「自古以來，自古以來……」
這是陳瑞芳在〈在228和平紀念日惦記烏克蘭〉裡帶進現場的一句。我將它譯成烏克蘭文時，選擇了一個常見於俄羅斯政治論述中的說法：「исторически так сложилось」。若以英文理解，大意是：「歷史上，事情就是這樣形成的。」
「烏克蘭人就是俄羅斯人，因為很多烏克蘭人說俄語。歷史上，本來就是如此。」他們這樣宣稱，然後帶著戰爭而來。他們不只用語言宣告那個荒謬的主張，也用武力逼迫人們接受。
但歷史從來不是一句「本來如此」就能交代的。
在俄羅斯帝國（Russian Empire）時期，烏克蘭語（Ukrainian language）一再遭到限制。1863年的《瓦盧耶夫通令》（Valuev Circular）聲稱，所謂獨立的烏克蘭語並不存在，並限制烏克蘭語出版。1876年的《埃姆斯敕令》（Ems Decree）進一步壓縮烏克蘭語書籍、劇場與教育。到了蘇聯（Soviet Union）時代，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帝國式控制下，一代又一代烏克蘭作家、藝術家與知識分子遭到迫害；這段歷史，如今被稱為「被處決的文藝復興」（Executed Renaissance）。
科布札爾（Kobzars）——多為盲眼、以歌唱與詩歌傳承烏克蘭歷史記憶的行吟樂人——也遭受迫害。甚至連烏克蘭字母裡的 Ґ（the Ukrainian letter Ґ），那個屬於烏克蘭語、俄語（Russian language）沒有的字母，也曾在1933年的蘇聯烏克蘭正字法改革（Soviet Ukrainian orthography reform）中被移出官方字母表，直到1990年才重新納入。
這些政策的目的，從來不只是管理語言。它們要改造的是身分，是記憶，是一個民族理解自己的方式。
今天，俄羅斯在烏克蘭被佔領地區仍延續相似的做法。烏克蘭書籍被從圖書館裡移除。烏克蘭語教育受到壓縮。教師、記者與文化工作者遭到有目標的攻擊、迫害與監禁。與此同時，俄羅斯的飛彈與無人機，仍持續擊中烏克蘭各地的學校、圖書館與文化機構。
能夠把我們的語言保存下來，本身就是個值得獲頒成千上萬個勳章與榮耀的成就。那些勳章是屬於，一代又一代，在迫害中仍持續書寫、歌唱、發表的烏克蘭人。當政治制度無法承載語言，甚至被禁止承載語言時，詩人與作家，往往就是把語言繼續前行的人。
而今天，烏克蘭人仍然用自己的語言書寫。有人在流亡中寫，有人在防空洞裡寫，也有人在軍中服役時寫。
被視為保存烏克蘭抒情詩傳統的重要詩人莉娜・柯斯堅科（Lina Kostenko）曾寫道：「國家不會因心臟病而亡，它們首先失去的是語言。」
這正是楊双子所說的緩慢力量。文學不能攔下一枚飛彈，也不能解放一座被佔領的城市。但在漫長的世代中，它能保存一種語言、一份記憶，以及一份人們的歸屬感。在烏克蘭，文學幫助保存了一個民族。
那天在台北，討論很快從政治的指涉，轉向另一個翻譯上的難題。
房間裡最明顯的緊張，出現在江郎財進那首關於澤倫斯基（Volodymyr Zelenskyy）與巴黎聖母院（Notre-Dame de Paris）重新開放的詩。烏克蘭人一般不會為仍然在世的政治領袖寫詩。即便是備受尊敬的總統，也仍被置於民主的眼光下看待：該稱讚時稱讚，該批評時批評。
因此，在介紹這首詩時，我先替現場解開那份緊張。我說：請各位準備好，接下來是一首你們在烏克蘭不會聽見的詩。
但江郎財進精準而成熟的文字，很快讓人明白：這首詩真正寫的，與其說是澤倫斯基本人，不如說是戰爭與新的「世界失序」（world disorder）壓在他身上的重擔。它不是歌頌領袖，而是在捕捉烏克蘭所面對的那些近乎不可能的選擇。
這首詩也帶來一個有趣的翻譯問題。在中文原詩裡，詩人一開始以女性代詞「妳」稱呼巴黎聖母院，後來轉向澤倫斯基時，則使用「你」。這樣的轉換，在烏克蘭文裡無法讓讀者明白。
最後，我沒有選擇直接翻譯出澤倫斯基，而是以第三人稱書寫他。這樣既保留了詩中的意象，也避免在過於親密的「ти」與過於敬重的「Ви」之間做選擇。對烏克蘭語境而言，這樣的處理更自然。
這些詩裡還有一個面向特別打動我：它們對烏克蘭地景的凝視。
詩人們從未去過烏克蘭，作品裡卻充滿了離家很近的意象。
在江郎財進的詩中，一場戰爭旁邊的外交場面，其荒謬性被一個意想不到的畫面捕捉下來：巴黎聖母院的鐘樓怪人（the Hunchback of Notre-Dame），漂流在第聶伯河（Dnipro River，又譯 Dnieper River；烏克蘭語：Дніпро）上。
讀到那一段時，我忍不住想起我的家鄉赫爾松（Kherson）。數百年來，第聶伯河連結烏克蘭各地的社群，也是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地理象徵之一。如今，在赫爾松州（Kherson Oblast），它同時分開了已解放的右岸，與仍遭俄羅斯佔領的左岸。這條河保護一邊免於另一邊的威脅，也使未來任何跨越它的行動變得無比艱難。
我所想起的第聶伯河，也是我童年的河。它的三角洲有豐富的野生動物與植物。許多人是在那裡學會釣魚、划獨木舟，也是在那裡度過夏天。2023年6月6日，卡霍夫卡水壩（Kakhovka Dam）遭摧毀之後，那片地景永遠改變了。
另一個讓我停下來的意象，來自趙啟弦的〈月色〉：
「在遭砲火蹂躪的麥田，淚水成熟為閃光。」
世世代代以來，麥田餵養了烏克蘭這個民族。今天，許多同樣的麥田裡，埋著地雷、砲彈碎片、伊朗製無人機（Iranian-made drones）的殘骸，以及戰爭留下的痕跡。
這三首詩寫於數千公里之外，卻照見了房間裡許多烏克蘭人立刻認得的地景。那是他們自己的地景。
台灣與烏克蘭之間的相遇，多半透過戰爭、威權主義（authoritarianism）、安全與國際政治展開。那些談話重要，也無法迴避。
但在台北的那個夜晚，我們是透過詩相遇。
無論爆炸聲多麼巨大，我們總會為詩留下時間。
І на оновленій землі
врага не буде, супостата,
а буде син, і буде мати,
і будуть люде на землі。
在更新的大地上，
將不再有仇敵，也不再有壓迫者；
將有兒子，將有母親，
也將有人們生活在大地上。
——烏克蘭詩人 塔拉斯·謝甫琴科（Taras Shevchenko）〈在那復甦的土地上……〉（“And on the renewed earth…”）寫於 1860 年，俄羅斯帝國。
本文授權自《人間魚詩生活誌》當台灣詩人為烏克蘭寫詩 無論爆炸聲多麼巨大，我們總會為詩留下時間
特別感謝人間魚詩社總編輯黃觀授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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